评价一个国家，应观察其发展成果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并将其置于现实环境中加以思考。观察中国时，坚持这一点尤其重要。 2025年，我走访了中国江西省的村庄与生产基地。此行给我最深的感受是，当地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特征：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传承、物质生产与社会凝聚力皆被纳入同一套规划框架中协同推进。在那里，传统文化、科技创新与社区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参访的竹笋文化馆和稻渔综合种养基地，正是这种发展逻辑的生动体现。通过推进互联互通、提升地方价值、守护文化认同，中国农村的发展实践不断充实着人权的现实内涵。 我还观察到，中国农村的生态保护并非只是“绿色装饰”，而是一项关系民生福祉与文化存续的系统工程。去年，我还走访了福建省三明市柳坑村，那里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这一人权理念，也落实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展现出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通过注重在发展过程中减轻对弱势群体的冲击、传承社区结构等综合措施，中国农村地区在增强发展韧性方面积累了积极经验。 中国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发展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不仅来自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还源于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制度安排的持续完善。稳定从来不是天然存在的状态，而是需要不断建构的过程。多次访华期间，我观察到，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国内消费、完善基础设施、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样的政策组合在其他国家并不多见。 在国际合作层面，应将发展权视为国际正义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提倡的多边合作框架，包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金砖合作机制的拓展等，均为追求公平、相互尊重与多极化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可行方案。2025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我们参加了一场主题为“促进和保护发展权”的边会，围绕中国与拉共体国家在减贫、技术创新等领域的合作展开讨论。中国治理体系中的许多实践，对各国具有参考价值——只有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投入与社会政策紧密结合，发展权才能真正从理念走向现实。在多重压力、技术封锁与价值链重构并存的国际格局中，一个能有效降低内部脆弱性的国家，往往也更有能力抵御外部压力。中国正是凭借这一优势，确立了自身在发展上的向好态势。 基于我多次访问中国的观察与思考，一个结论正在浮现：在中国，发展权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套能够惠及民众的公共政策体系，其成效清晰可见，亦对国际秩序发生重要影响。在人权议题日益被异化为外交博弈的国际环境中，我始终坚信，应捍卫多边主义，正视那些关乎亿万人生计的实质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