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师去南京博物院了？”近日，有游客发帖称，在南京博物院看到一件陶俑，外形酷似郭德纲。“旁边导游也介绍说，这个人俑很像郭老师。”该帖引发网友热议。3日，上游新闻记者从南京博物院了解到，这件陶俑陈列于该院的历史馆中。 网帖中的照片显示，在一组陶俑中，有一件男性陶俑身材较矮，头戴帽子，双手拱起，圆脸微胖，神态与郭德纲十分相似。“我周六去的时候，在众多陶俑中一眼就看到这位‘郭老师’了。”有网友评论道。发帖人告诉记者，她是1月27日参观南博时注意到这一有趣现象的，“觉得挺好玩。”她还提到，当时有导游介绍说，这一组陶俑缺失了其中一部分，如果全部陶俑保存完整的话，说不定每个人都能从众多陶俑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面孔。 记者检索发现，在社交平台上，南博陶俑撞脸郭德纲已不是新鲜事，不少网友都曾发帖调侃：“在南博看到了郭德纲。”2015年，南京博物院官方微博曾发文，称这个陶俑是为“南唐‘郭德纲’”，并表示“将千百年前的古董拿出来逗大家一乐，也挺有意思的”。 据《现代快报》此前报道，南博专家介绍，这件男陶俑出自南唐二陵中的李昪陵墓。听到有网友形容该陶俑像郭德纲，专家也不禁笑起来：“别说，还真有几分相似。”专家进一步介绍，1950年，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对位于江宁祖堂山的南唐二陵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出土六百多件文物，其中包括大量陶俑，有男俑、女俑、武士俑等。这些陶俑均为南唐皇帝的陪葬品，塑造技艺精湛，相貌、神态各异，表情生动，观众如果细细品味，能从中发现不同的趣味。 3日，上游新闻记者致电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确认馆内确实有一件神似郭德纲的陶俑，目前陈列于历史馆。工作人员同时提醒，参观需提前7天预约门票，每日18:00起可通过官方微信小程序预约。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只有南博的陶俑与郭德纲“撞脸”。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三彩牵马俑也被指与郭德纲神似，从长相到神态都很相似，被戏称为“古代郭德纲”。据悉，该三彩牵马俑出土于陕西渭南富平的节愍太子墓。当地媒体曾报道，这件陶俑也是一位“网红”，“特有流量”。 2025年岁末，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事件在公众舆论场引起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一幅早在上世纪60年代被国家鉴定团队认定“伪作”的古画，从文物商店的“处理品”摇身变为拍卖市场估价8800万元的“珍品”。其间的巨大反差与重重疑云，让这场跨越六十载的文物争议充满了戏剧性。 随着国家级调查组的下场，事件背后的三大核心谜题逐渐浮出水面：《江南春》的伪作身份究竟有无铁证支撑？以庞莱臣为代表的顶级藏家为何也难逃“看走眼”的命运？疑似仿作为何能估出天价，背后折射出古书画市场怎样的价格逻辑？ 这场争议早已超出单一文物的真伪之辨，更牵扯出文物鉴定的专业边界、收藏市场的价值评估与文化传承的深层命题，值得我们拨开迷雾，探寻本质。 根据此前的相关报道，晚清民国时期著名收藏家庞莱臣之孙庞增和于1959年将包含仇英《江南春》图在内的137件古书画，一起捐赠给南京博物院。1961年11月，文化部组织以张珩为主的全国书画鉴定专家组到南博进行书画鉴定，张珩、韩慎先、谢稚柳三位专家认为,137件古书画中，有5幅伪作，包含《江南春》。 其中一位资深的古书画收藏家李仲文指出，南京博物院正式公布1961年张珩、谢稚柳、韩慎先三位书画鉴定界泰斗的鉴定意见：“江南春图卷，伪，一般，陈鎏题引首真，后面题跋完全不对，伪做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这份结论直接判定《江南春》为伪作，毫不含糊。张珩、谢稚柳二位先生在书面鉴定领域的专业地位毋庸置疑，这意味着他们绝不会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轻易否定一件作品。而他们如此明确地将《江南春》定为伪作，说明这幅作品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 从事文物鉴定工作四十余载的张玉指出，文物鉴定的模式是“集体研判+细节溯源”，而非个人主观判断。这类鉴定会反复核查作品的笔墨、材质、题跋等核心要素，专家作出伪作的判断，一定是掌握了普通人所不知道的核心信息。“你可能把假的看成真的，证明你水平不到，但你把真的看成假的，就证明你完全不懂，是不可原谅的。泰斗们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再说了，当时泰斗们和庞家完全没有利益瓜葛，也不可能预知几十年后书画市场会出现暴涨的局面，不存在‘主观构陷’的可能性。” 仇英作为著名的“明四大家”之一，是唯一工匠出身的平民画家。不同于唐寅、文徵明这样的文人画家，画作具有独特的人文气韵，仇英的画作风格通俗，易于模仿，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就有大量赝本流传。 书画收藏家颜明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他曾于陆挺的艺兰斋中见过仇英《江南春》图，当时观感便不佳，认为存疑。2025年在拍卖预展中再度见到此图，更觉其艺术水准与仇英真迹相去甚远，而笔墨特征却隐隐透出几分熟悉感。通过比照现存于不同博物馆的相关画作，发现南博《江南春》中的画作与书法都与仇英的真迹不符。其中，落款的笔法与结构完全不符，不具备真迹特点。而南博流出的《江南春》与清代一位画家的临摹本高度相似，应系伪作。 南博《江南春》鉴定中，三位鉴定专家指出“陈鎏题引首真”。多位业内人士均指出，引首是真迹，并不影响对画作真伪的判断。李仲文说，张珩在其所著的《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特别强调鉴定应优先看画作本身，而非依赖题跋、著录等旁证。毕竟靠题跋抬高身价、证明画作为真迹的操作，也算是常见手段。 艺术史专家汤哲明，也通过一个视屏，完整叙述了《江南春》从明代苏州，到今天的艺术史细节，由于讲述非常详细，引起广泛阅读。 至此，多位专家确认，除了题引之外，南博流出的《江南春》画作本身以及之后的题跋皆为伪作。早在1961年，三位鉴定大家就已下过此结论。不过，《江南春》虽系伪作，也有一定的学术参考和历史文物价值。 李仲文告诉《新民周刊》，庞莱臣虽为近现代顶级收藏家，但其藏品中也存在一些伪作，且部分已流入海外博物馆，在海外博物馆有详细的购买记录。他以美国佛利尔美术馆为例，该馆收藏的庞莱臣旧藏宋元书画中，至少有数件经鉴定为伪作，明代的伪作更多。这些伪作与真迹的价值相差甚远。 李仲文指出，庞莱臣收藏高峰期正值民国时期，当时古书画市场鱼龙混杂，且鉴定手段有限，加之其收藏数量跨越千件，难免出现“看走眼”的情况——尤其是他卖给海外的部分书画，因当时信息闭塞，缺乏跨馆比对条件，伪作比例更高。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有一件署款仇英的《摹李唐重江叠嶂图》，上面也有“虚斋审定”等印，属于庞莱臣旧藏，著录于《虚斋名画录》。但是只要稍加对比可知，此图是明显的伪作。 再回到《江南春》，此画盖有虚斋的印章，也记录在《虚斋名画录》里，但不能据此就说它是真迹。毕竟，此《江南春》笔墨风貌与吴宏《清江行旅图》、仇英款《摹李唐重江叠嶂图》颇为接近。 民国时期，庞莱臣向海外出售了为数不少的古书画，其中不少属于国宝级。关于这些古书画买卖的往来信件，收录在2019年出版的《美美与共：佛利尔与中国艺术的故事》一书中。 建国初期到1959年，党和政府不断做工作，对庞莱臣收藏的古书画，采取了部分购买，部分争取捐赠的措施，137件捐赠南京博物院的古书画，是其中一个部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都向庞莱臣家族购买过及受捐古书画。 类似的情况，在建国初期并不罕见，当时很多收藏家都捐赠了重要的古代文物。在收集民间流散文物方面，甚至还有更加集中的工作历程。故宫博物院工作调查组，曾经在1950年的4个月之内，一口气从东北地区，收集了130件故宫散落的文物，当时涉及到八九个文物商，有些是全部捐赠的，有些象征性收购。当时短时间收集的130件古书画的重要程度、质量与重要性，均跨越庞莱臣家族捐赠南京博物院的137件，但是那130多件古书画最后鉴定下来，至少有40件并非真迹，原来清宫收藏的时候，就是赝品。 在李仲文看来，大众关注和讨论此次南博事件，可能忽略了当初捐赠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张玉则进一步指出，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和连年战争导致大量文物流入市场，引发海内外藏家的兴趣，也进一步刺激了作伪活动。谭敬是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收藏家，同时也是书画造假组织“谭敬家造”的首领。“他们造假分工明确，有负责仿画的许徵白、摹款的郑竹友、制印的胡经和装裱的王超群等高手。他们利用清宫旧纸、旧墨等材料，对宋至清的书画进行高仿，作品甚至被海外博物馆收藏。” 张玉说，“一幅画卖两遍”的现象在造假史上屡见不鲜。通过“拆分题跋+复制画芯”的方式，同时卖给两位藏家——真迹不保留原跋，卖给本土收藏家；伪作则加上真迹题跋，卖给海外买家。 一位收藏家告诉《新民周刊》，2010年前后，曾有人将他收藏的一幅绢本画通过Photoshop软件处理之后，制成高清打印件，以高价售出。买家兴高采烈地邀请业内人士赏鉴，却被专家看出了破绽——真绢本画因为年代久远，有两三个地方的绢坏了，是用其他绢补上去的，原作上有两种绢。但打印件没法复刻原作的“绢本破损痕迹”，直接用一种绢打印出来了。 另外一位艺术史专家认为，相比古画，现代画作更加难以鉴定。近现代书画采用的都是现代的墨、现代的纸，导致无法从墨、纸张特点上去进行排除。“找一张宋朝的画或者明朝的画，相当于在外滩去找两个黑皮肤的人，很容易找到。但是要鉴别当代绘画，相当于在外滩找一个日本人或韩国人，不太容易。” 至于说，文物鉴定是否有可能采用第三方复核机制，这位专家也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如果引入第三方复核，相当于拿一个水平差的来否定水平好的，属于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以前掌握这些信息的人，可能就在几个专家手中。图像本质上也是一门语言，有其独特的结构，只有掌握确切艺术史的人，才能参透其中的密码。” 从市场逻辑来看，该估价并非基于作品真实艺术价值，而是多重“概念包装”的结果。首先是“庞莱臣旧藏”的品牌效应——庞莱臣作为“民国收藏第一人”，其旧藏标签本身就具备溢价能力；其次是“仇英名作”的稀缺性，仇英存世真迹不足30件，《江南春》是一个历史热点题材，自然成为炒作焦点；最后是“拍卖造势”的需要，拍卖行通过“高调预展+媒体宣传”，制造“天价预期”，吸引藏家。 从历史价格参照来看，古书画市场在2000年后进入“爆发期”，涨幅惊人，部分精品涨幅甚至跨越上千倍。以赵孟頫《致宗元总管札册片》为例，1996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价仅1.09万美元，2017年嘉德拍卖成交价已达2500万元人民币，21年间涨幅跨越300倍。如果《江南春》真迹在90年代价值17万元人民币，也就是2万美元左右，按照上文提到的赵孟頫信札的2017年的价格体系参考，推算下来，差不多就是5000万元，到今时今日，8000万元上拍也不算夸张。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江南春》为真的基础之上。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文物商店工作的张玉指出，如果当初能预料到是今天这种价格，当年文物商店为啥要出售，自己留着岂不是更能赚大钱？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红利让部分藏品价格暴涨，但我们不能站在今天去断言75年前或者说二三十年前人们就未卜先知这些藏品可以拍卖出令人咋舌的高价。 张玉感慨，齐白石的画作，50年代50块、60年代500块、70年代5000块都没有，80年代开始变成几千块了，到了90年代变了几万块了，后来一拍卖，拍出一个亿两个亿了！“你哪看得懂，东西没有变，价格巨变。”从拍卖的角度出发，当然要大肆宣扬藏品的稀缺性，这样才能上拍卖出大价钱。 很多时候，普通藏家对“伪作”的识别能力不足，极易被“旁证包装”误导。李仲文说，近三十年来，书画收藏市场存在“重题跋、轻本体”的扭曲现象——部分藏家认为“题跋（帮手）越多越值钱”，甚至愿意为“名家题跋”支付远超画作本身的价格，这种心态进一步让伪作有了空间。受访专家指出，古书画的价值终究取决于艺术价值、稀缺性、保存状况三大要素，而非短期的市场热度。普通藏家应加强艺术史学习，建立“先懂真迹再辨伪作”的认知逻辑，避免跟风收藏。只有市场各方共同坚守“尊重专业、尊重价值”的原则，才能让古书画市场摆脱乱象，实现健康发展。（应采访对象要求，受访者均为化名） 南京博物院《江南春》舆论尚未平息，江西省博物馆借展故宫博物院的米芾真迹，却被质疑为赝品的风波又在网上骤然上演。 2025年12月，江西省博物馆举办“山谷雅集——黄庭坚诞辰980周年特展”，其中核心展品之一便是由故宫博物院借展的米芾《行书三札卷》——这幅由《长至帖》《韩马帖》《新恩帖》合裱而成的珍品，是米芾五十岁前后的代表作，其出借与展出均严格遵循国家文物借展规定，故宫博物院此前也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了展品的真实性。 然而，12月27日，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拥有近30万粉丝的书法博主“大雨廔”（冷恒宇）在参观展览时，当场质疑展品真伪，还通过直播称该展品为“印刷品”，引发全网关注。大雨廔表示，自己接触书法四十余年，熟悉米芾作品风格，展品“丝毫没有墨色变化”，与米芾真迹应有的“浓淡交织”特征不符；同时指出，该展品展柜仅使用顶灯照明，而其他展品均配备侧光。工作人员先是解释“灯坏了”，后又改口“侧光会损伤作品”，这种“区别对待”让他更加怀疑。 此后，更多“疑点”被网友挖掘出来。有现场观众声称，米芾的“字在章上面”，违背了常规规律；还有网友将展品照片与故宫博物院官网公开的图片对比，发现个别字迹墨色深浅存在差别，便断言“展品被掉包”。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推波助澜”，评论区充斥着“一眼假”“肯定是印刷品”“博物馆偷换真迹”等情绪化言论。 尽管也有其他网友指出，官网图片因拍摄技术、后期处理等因素，与实物墨色存在差别属正常现象，且印章与字迹的叠加关系可能因展柜角度、光线折射发生视觉误差，并且用图片软件，证实了“墨色、印色”怀疑没有依据，但这些理智的声音，很快被汹涌的质疑声浪覆盖。 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波，江西省博物馆于12月28日晚间紧急发布声明，明确表示“展品为原件，借展、布展工作均严格遵循国家相关规定”，故宫博物院也确认了展品的真实性。然而，这份官方声明并未平息争议，反而被部分网友解读为“欲盖弥彰”。 事实上，书法博主“大雨廔”此前便因对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评审结果及书坛现状不满，通过发布手写《退会帖》，宣布退出中国书法家协会；此次又因质疑米芾展品，再度引爆流量。但恐怕事态的发展连他本人也预料不到，普通网友在“从众心理”与“道德优越感”的驱使下容易被带动，从而导致一些专业的声音石沉大海，文博机构陷入“越描越黑”的无力困境，社会影响恶劣。 普通网友缺乏文物基础知识，看到若干“网络疑点”，比较容易“想当然”，这是这一轮舆情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果话题是一个网友熟悉的领域，譬如说体育、文娱，恐怕就不容易出现这样一边倒的舆论。 文物鉴定本是信息不完备条件下的专业判断，如同破案需要整合多重痕迹证据，古书画鉴定需要考量笔墨、材质、题跋、传承等诸多要素，绝非非专业人士仅凭直觉就能简单下结论的。当专业让位于直觉，理性让位于情绪，文物争议便不再是对文化传承的关注，而是沦为一场场无意义的口水战。这既不利于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也会挫伤民间文物捐赠的热情，更会让真正的专业精神被边缘化。唯有当公众学会尊重专业、敬畏历史，媒体承担起科普责任、传递全面信息，专业文博机构与时俱进，更加公开、透明、高效，才能让文物争议回归理性轨道，让文物真正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桥梁。 沈周（1427—1509年），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长洲（今苏州）人，出身书香世家，一生不应科举，潜心书画创作与文人交游，享年82岁。他是吴门画派的核心奠基人，文徵明、唐寅均曾受其影响。沈周的绘画以山水为主，兼擅花鸟、人物。代表作有《庐山高图》《沧州趣图》《东庄图册》。 文徵明（1470—1559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出身官宦家庭，早年屡试不第，54岁时经人举荐入翰林院任职，后辞官归乡，专心书画创作与文人雅集，享年90岁。是四人中成就最全面、影响最深远的一位，其诗文书画“四绝”俱全，门生众多，形成“文派”书画体系。传世代表作有《惠山茶会图》《溪山清远图》《湘君湘夫人图》。 唐寅（1470—1524年），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吴县（今苏州）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聪慧过人。29岁时以应天府乡试第一名（解元）登科，却因次年“会试舞弊案”牵连入狱，出狱后绝意仕途，寄情诗画，晚年生活困顿，54岁病逝。他性格狂放不羁，诗文书画皆精，是“吴门四大家”中兼具文人风骨与世俗趣味的代表。传世代表作有《骑驴归思图》《秋风纨扇图》《落霞孤鹜图》。 仇英（约1498—1552年），字实父，号十洲，原籍江苏太仓，后移居苏州，是“吴门四大家”中唯一出身平民的画家。他幼年失学，早年以漆工为业，因擅长彩绘房屋装饰画显露艺术天赋，后经画家周臣赏识收为弟子，正式踏入画坛。仇英擅长山水、人物、花鸟、界画等多元题材，尤其以青绿山水和工笔仕女画享誉画史。传世代表作有《汉宫春晓图》《子虚上林图》《桃源仙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