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红星新闻记者从田红的二审代理律师聂敏处获悉，田红上诉请求撤消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无罪。 1966年出生于辽宁营口的田红，案发前是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气步枪运动队教练，同时也是广州匹林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匹林公司”)实际控制人。 “营口发布”曾公开发布，1987年6月2日，营口市射击运动员田红在全国六运会射击预赛中，以标准步枪60发卧射598环的成绩平了世界纪录。 田红的丈夫付钧退休前为国家级教练，曾培养易思玲、李佩璟等奥运冠军。付家三代均从事射击运动，儿子付义涵也曾随队获亚洲气枪锦标赛冠军。 案件一审判决书显示，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匹林公司、被告人田红、付义涵、文某犯走私武器罪，向北京四中院提起公诉。被告单位及三名被告人均认罪悔罪、自愿认罪认罚，辩护人则请求从轻量刑。 判决书还列明了包括匹林公司员工、前员工及部分射击采购负责人等在内的多名证人证言，涉案枪支配件主要为气瓶、瞄准具、准星等。 朱某作证，在华兴荣耀（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负责枪弹库的出入库登记，并负责国家射击队运动枪支的维护、维修。朱某证言称，国内各省、市射击类竞技单位只能从华兴公司采购枪、弹以及枪支配件。 这涉及严格的申报、审批流程：华兴公司购买的射击器材主要有德国、奥地利、瑞士产的一些品牌。华兴公司每年都会向上述国外枪支生产厂家要生产目录，同时制定国内的“枪、弹、零部件的采购目录”。各省运动队采购时，根据目录上的采购信息来订购所需要的器材种类、数量。 装备中心或华兴公司都会在每年4至6月发通知，组织全国射击类竞技运动单位采购器材。由各省体育局或射击运动管理中心统计各省、市相关单位的采购需求，上报到华兴公司采购平台，华兴公司再上报到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由经济司将采购需求上报公安部审批。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审批通过后，各省体育局或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付款至华兴公司，由华兴公司向国外生产厂家订货。 国外厂家接到华兴公司的订单信息后组织货源并发货，报关公司清关后将货物运输到华兴公司的库房。货物入库后，华兴公司会制作“调拨单”发至库房，由库房制作提货通知单，各省根据提货通知单去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办理运输证后提货。 一名持久从事射击运动相关工作的资深人士章某（化名）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上述采购、审批流程较长。在实际训练中，每个运动员会配备一定量的枪支和配件，运动员训练时配件损耗具有不确定性，且枪型更新快、训练需求增加，配件消耗随之加大。如果提前报批的配件审批还没下来，或训练中损坏的配件未提前报备，涉事枪支可能闲置一年才能更换配件。 章某回忆，他与田红夫妻相识多年。起初田红通过匹林公司销售国外品牌射击服装，也与国外品牌积累了一些渠道；作为资深教练，她也会给自家运动员带些配件。射击圈教练之间常互相帮助，若有教练带的运动员器材损坏，大家会帮忙借新配件。田红最初借出的不少配件近乎赠送，但时间一长，毕竟这些配件也不便宜，且她这边可开发票，经众人建议后才开始出售。 一名射击运动负责采购的证人曹某提到，华兴公司相较田红的公司，配件种类不全，到货慢。其采购时均以公对公方式付款，田红公司也会开具枪支配件相关发票。 另一名教练王某作证时称，有时教练员或运动员急需使用配件，田红会先发货，待后期招投标时，再将这部分配件纳入招标范围，通过招投标流程完成后续手续。 付钧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匹林公司确有走私行为。他还提到，射击项目枪支零配件种类多，故障配件的种类及数量难确定，加之受年度预算和采购周期限制，各射击队伍常面临配件故障却无法及时补充的问题。为保障训练正常开展或解决竞赛急需，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工作积累了行业资源与经验，公司以成本价加低服务费的价格，通过公开招投标向各地市队伍销售配件。他还称，匹林公司销售服装等有稳定收入，此次案件审理得知配件总账获利为四万多元。 田红到案后供述，2016年左右，不少射击教练得知她售卖射击器材，便托她帮忙采购气枪配件。因国外采购费用无法在国内报销，必须通过她的公司走账才能完成报销流程，她从中收取的报酬扣除关税等费用后所剩无几。她销售的气枪配件均为订单式采购，仅偶尔在年底多备一些库存。 匹林公司的日常管理由付义涵负责，其进口气枪配件有两种方式：一是将货物运至香港，再由公司人员携带入境且不向海关申报；二是按正规流程向海关申报进口。付义涵负责对接广州楚运公司办理清关事宜，对接人为“文先生”。 田红告诉付义涵，报关时货物品名不得出现“枪”字，因为国家对枪支的管理很严格，担心申报为气枪使用的气瓶会被禁止进口，遂要求其以 “空气压缩用气瓶”的名义申报。事实上，匹林公司并无进口气枪配件的相关资质。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2015年至2023年，被告人田红、付义涵在经营被告单位匹林公司过程中，在明知我国枪支管理规定，该公司不具备运动枪支零部件进口、销售资质的情况下，自德国、瑞士等地采购多个品牌的运动枪支零部件，通过旅客藏匿方式从香港经深圳走私入境，或者委托文某以楚运国际公司、楚运报关公司的名义，伪报品名和用途走私入境。经统计及鉴定，共走私入境枪支散件2446件(其中以火药为发射动力的枪支散件273件，其余均为以气体为发射动力的枪支散件)，其中通过文某伪报入境枪支散件1542件(均系以气体为发射动力的枪支散件)。上述运动枪支散件走私入境后销售给国内射击运动队、体育运动及部分中标体育器材企业。 法院认为，匹林公司、田红、付义涵、文某的行为均构成走私武器罪。法院指出，成套枪支散件以相应数量的枪支计，非成套枪支散件以每30件为一套枪支散件计。折合下来，匹林公司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散件72套，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散件9套；田红、付义涵参与以上全部犯罪；文某参与走私的折合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散件51套。 法院认为涉案枪支散件虽数量较大，但仅在合法体育竞技范围内流转，相关单位管理规范，未威胁公共安全，社会危害性较小；且匹林公司、田红、付义涵、文某均自愿认罪认罚。付义涵、文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且均能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对二人分别予以减轻处罚。 2025年11月28日，法院判决匹林公司犯走私武器罪，判处罚金300万元；田红、付义涵犯走私武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年，并分别处罚金20万元、10万元；文某犯走私武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3万元；在案冻结、扣押的款物依法予以处理。 红星新闻记者从田红代理律师聂敏处了解到，一审宣判后，匹林公司、田红、付义涵已上诉，请求撤消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无罪，理由系“上诉人无走私武器的主观故意，行为动机系帮助射击运动发展，解决体育训练用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无牟利目的”等。 聂敏提到，从配件性质上看，瞄准镜、准星等系射击与射箭通用体育用品，射箭项目中的配件不受任何管控，同样性质的配件鉴定为枪支散件并不合理；数量统计与走私数量认定亦存在证据不足问题。有一部分，是其他渠道自行从国外购买带回，无法进行报销，匹林公司帮忙开了发票。另外有一部分涉案气瓶，是其他渠道购买后，发生了质量问题，被国外厂家召回，田红协助进行了召回配件的更换。律师认为，涉压缩气体动力枪支案件应采“数量+情节”标准，应考量到没有走私武器主观故意等特殊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