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林通化，寻亲网站“宝贝回家”的总部坐落在通化市青少年宫的院落内。三层办公区的走廊上，每一层都张贴着不同含义的照片：有尚未回家的孩子修复的童年照，也有因“宝贝回家”而团聚的家庭喜极相拥的瞬间。 创始人张宝艳几乎了解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期待、圆满与遗憾。作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寻子公益平台，“宝贝回家”创立于2007年。十九年间，公益团队的规模从张宝艳夫妻二人扩展至四十万人，公益的脚步从东北小城出发，遍布全国，延伸海外。 十九年来，她见证“寻亲”从人海战术走向科技协作，再走向制度完善。据官方数据，截至2025年8月，“宝贝回家”已累计帮助14907个家庭团聚。 张宝艳今年64岁，她告诉极目新闻记者，网站成立十余年来，她和丈夫秦艳友几乎将所有的心血投入到“寻亲”这项事业中，“几乎没有个人时间”。她希望有一天，所有失散的孩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那时她或许会关停网站，全心地陪伴家人，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而现在，她还不能停下。 3月1日，在通化市高铁站，张宝艳手捧鲜花，迎接一个名叫张云鹏的孩子归来。29岁的张云鹏个子不高，黝黑瘦削，穿着有些单薄的棉衣，他不会说中文，交流只能靠着同行的志愿者。或许是因为持久漂泊，他看起来有些局促和胆怯。刚一抵达通化，张宝艳带着张云鹏品尝了东北特色的酸菜锅，“想让他熟悉一下家乡的味道。”张宝艳说。 2001年，年仅4岁的张云鹏在沈阳与亲人失散，随后被沈阳福利院收留，2006年，他被一对加拿大夫妇收养，远赴异国生活，但被领养三个月后，他就被养父母抛弃，后来他又辗转来到当地的寄宿家庭，在异国他乡仅能维持着基本温饱。 “宝贝回家”的工作人员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如今由于工作繁忙，张宝艳并不经常参与“认亲仪式”。而这一次，或许因为同是通化人，张宝艳把失散25年的张云鹏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对此格外关注。 3月2日，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带领下，张云鹏终于与阔别25年的生父张久成相认。在认亲仪式上，张久成激动到跪下感谢张宝艳，哭着说：“没有你们，我找不到我儿子。” 成立“宝贝回家”19年，张宝艳见证过上万个离散的家庭寻回失去的亲人。同样的相聚场景即使已见过成百上千次，可依然深觉感动。而她和寻亲事业的渊源，或许可以追溯至三十几年前。 投身寻亲事业前，张宝艳在通化市银行系统工作，丈夫秦艳友是通化师范的老师。在那个年代，夫妻二人有着外人看来稳定和体面的工作。 1992年，张宝艳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超出谋杀的罪恶》。她第一次感受到，“拐卖儿童”从遥远的新闻变成可触的恐惧。没多久，命运就给了她一场“预演”：4岁的儿子跟着姥姥逛商场，转身不见了。那一刻“天像塌了一样”，她腿软得几乎走不动，脑子里只剩最坏的结果。家人、同事像疯了一样找了两三个小时。最后只是一场虚惊，孩子自己回到家人身边，但这场意外像一根刺扎进张宝艳的心里，从那以后，她开始格外留意每一条失踪信息，也更能切身体会到寻亲父母的无助。 2002年，张宝艳发现丢孩子的事件并未减少。她想做点“提醒”，让更多家庭知道人贩子仍在作案。起初她和丈夫准备写小说，把寻亲家庭的经历写出来，直到朋友一句“现在都看电视剧，谁还看小说”点醒了她，她随即改主意，将寻亲故事改写成电视剧剧本。 剧本并未如期影视化，但和寻亲家长密切接触反而给了张宝艳新的启发。有的家长在寻子路上见过一百多个孩子，却一个也没帮上，“不认识，不知道是谁家的。”寻亲家长们仿佛一个个孤岛，无法连接也无法沟通。张宝艳和丈夫秦艳友意识到，信息的通顺比盲目地找人更紧要。 如何连接分散的信息？秦艳友是通化师范教计算机的老师，他提出了解决方案：建一个网站，把线索集中起来，打破时空限制，让所有人随时能看到。 2007年4月，夫妻二人凭借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在秦艳友和通化师范几名学生的帮助下，公益网站“太阳城寻子联盟”上线。后来，网站改名为“宝贝回家”。张宝艳和秦艳友决定，网站为公益性质，任何环节都不收费。 寻亲网站成立之初，比技术更棘手的是信任。联络上寻子家长，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感激，而是防备，免费的帮助听起来更像是陷阱。张宝艳记得，有时一接起电话，对面传过来的是骂声：“现在说不收费，以后就不一定了，你们就是挖坑等我跳。” “有时甚至是我们求着别人登记信息。”张宝艳说。在众多质疑声中，也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在平台上登记信息，这个人是孙海洋。2007年10月，孙海洋的4岁儿子孙卓在深圳白石洲被拐卖。此后14年，他各处奔走，贴寻人启事、追线索，足迹遍及全国多省，直至2021年，公安机关在侦办另一拐骗案中发现关联线索，经人像比对、DNA确认，在山东找到其失联14年的儿子孙卓。 孩子丢失后，曾有不少骗子找上门来，但孙海洋说，他不怕被骗，即使被骗了他也要试试，“就怕有一天，连骗子都不找上门了。”张宝艳觉得，即使在十几年前，孙海洋找孩子的意识和做法都是正确且坚定的。 网站上线之初，张宝艳几乎把自己当作“人肉中枢”：白天更新信息、联系家属，夜里接线索电话、做核验，电话要打好几个小时，话费动辄从数百元到上千元。志愿者则用最笨也最累的办法寻找信息：在街头、公园、车站等盯着疑似流浪乞讨儿童，偷拍照片、记录特征，再上传网站供家属辨认，并把线索尽快导向警方核查。 当年6月，内蒙古警察一批学生加入志愿者行列，在呼和浩特街头扫街时，发现一名老人带着小孩乞讨，志愿者上前盘问时，发现对方语无伦次、神色慌张，随即报了警。警方查明，孩子确实是十几天前从甘肃被拐走的。这是“宝贝回家”协助找回的第一个孩子。 当晚，几个志愿者QQ群内欢呼雀跃，成员们在群内发送“鲜花”“拥抱”“敲锣打鼓”的表情庆祝，“所有人敲‘鼓’敲了一晚上，大家开玩笑说鼓都要被我们敲碎了。”张宝艳告诉极目新闻记者。 还有一次，广西走失了一个孩子，直到志愿者在广州街头无意看到一个乞讨流浪的孩子，怀疑其就是在广西走失的孩童。志愿者想再次找到孩子，于是就在大街小巷寻人、在网站发帖。找人的声势引得媒体注意，“宝贝回家”也借此进入公众视野。张宝艳记得，媒体报道后，志愿者的队伍迅速扩充至2000多人，那时距离网站上线还不到两个月。 时至今日，“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团队已扩充至40万名，遍布全国各地。而在这十余年间，寻亲成功率也伴随着科技进步、公安部门“打拐”力度增强而不断提升。2009年，张宝艳提出的“关于建立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的建议”得到公安部采纳，公安机关对失踪被拐儿童父母与疑似被拐、身份来源不明儿童开展免费采血入库，免费为寻子家长和找家的孩子进行对比，极大提升了寻人效率与精确度。 那时，张宝艳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四处动员寻亲家长采血入库，“当时我们就到处自豪地告诉寻亲家长，你和亲人只有一滴血的距离。”张宝艳说。 再后来，Y染色体家系排查和“人脸识别”技术也被应用到寻亲打拐的实践中。此外，“宝贝回家”还与网络平台合作，对寻亲家庭所在地域进行“定向推送”。2021年，杨妞花在志愿者帮助下录制寻亲视频，把童年印象、家乡地貌等线索和自己的信息做成视频发到抖音。随后，“宝贝回家”与抖音合作的“定向推送”机制让内容更集中地触达西南地区用户。不久后，杨妞花老家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堂妹刷到视频后认出线索，通过私信联系杨妞花，并帮她对接到姐姐杨桑英。经过DNA对比后，当年5月，杨妞花认亲成功。 在张宝艳看来，寻亲家长找到孩子后，孩子的选择、融合、生养家庭之间的矛盾，也是寻亲家庭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宝艳说，很多孩子在认亲后仍会选择回到养父母身边生活。曾经，张宝艳也不理解这种选择，认为孩子辜负了这么多年一直寻子的亲生父母，直到有一次吃饭时，她开玩笑似的问儿子，“如果你是我们买来的，亲生父母找上门怎么办？”没想到儿子当场翻脸，筷子一摔：“找什么找？各过各的。”随后起身就走。 张宝艳一时愣住，冷静下来后，她和丈夫才意识到，让孩子回归、融入新的家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外力无法强迫。她意识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可能瞬间与养育自己的人势不两立。”此后，她常在电话中宽慰找到孩子的寻亲家长，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寻亲之外，张宝艳也在行动上推动“打拐”。她还欣喜地看到，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的进步，让“天下无拐”的愿望变得不再遥远。 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后的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此后，最高法出台《解释》明确多个易争议概念（如“偷盗婴幼儿”“阻碍解救”等），并对以介绍婚姻为名的拐卖、医疗和福利机构人员出卖儿童等情形的定性规则作出细化，提升了打击的可操作性与统一性。 而在司法实践上，人贩子余华英被判死刑也给寻亲家庭带来了希望。2021年，杨妞花找到家人后，她决心追查当年拐卖自己的人贩子余华英。她向贵阳警方报案、提供自己被拐卖的犯罪线索，2022年6月，余华英在重庆落网，随后被以拐卖儿童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查明，余华英1993至2003年间拐卖儿童17名，2025年2月28日，余华英被执行死刑。在张宝艳看来，找到余华英、让其伏法的过程殊为不易，但杨妞花坚持了下来，而张宝艳也在默默地为她提供帮助。她告诉极目新闻记者，杨妞花准备起诉人贩子时，她曾提醒杨妞花要做好心理准备，案件可能因诉讼时效等问题推进不易，此外，她还为杨妞花对接了宝贝回家的法律顾问，“那段时间我们一直保持着沟通。” 在十余年的寻亲事业里，张宝艳欣慰地看到，被拐儿童的数量在持续下降。3月10日，最高法发布信息显示，2025年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1035人，同比下降18.4%，为近十年来最低。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被拐儿童都能顺利回家，那时，“宝贝回家”也要正式“下线”。 张宝艳说，自己期待“退休”的那一天，“宝贝回家”成立十余年来，她鲜少有自己的生活，更无法陪伴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等到退休那日，自己可以全心地陪伴家人，和儿孙尽享天伦之乐。而现在，还有失散在外的孩子等待寻亲回家，她还不能停下。